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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从康德此一疑虑，也可以说明何以阳明之后，会有王学末流的情形产生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典故，叫虎溪三笑。伊斯兰教当中也分了很多派--什叶派、逊尼派，两伊战争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。

西方文化是一神教的宗教文化宋朝哲学家张载有一名篇，叫《西铭》，写西边的墙上的格言，里面写道：乾称父，坤称母。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，为信息时代，为这样一个谁也离不开谁的世界提供一个新的世界观，可以说舍我其谁啊？ 本文节选自余敦康先生在乾元国学教室教授国学概论课程内容 进入专题： 民胞物与 。小布什用了圣战这个词，结果一下把整个伊斯兰世界都得罪了。不信奉我的神，你就是异教徒，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出现了绵延不断的战争。

我是一直把这个格言背下来的，国学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。予兹藐焉，乃混然中处。甚至，在日据时期，台湾同胞争取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为了自己的文化教养，想进各种办法，通过民间的书院来保存自己的文字、自己的语言，当然，儒学也就道虽隐微，但却能默运其中。
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牟先生将康德三大批判销融于中国传统儒道佛之中，经由体系性的建构，成就了规模宏伟的两层存有论。但由于时代精神的限制，牟先生仍只能经由一诡谲的辩证而达到一销融性的和合同一，做成一形而上的圆善。这并没有导致所谓国本的动摇，但也未能因之衍生大的思想创造。在《迎接后牟宗三时代的来临》一文中，我曾经指出： 牟先生苏活了中国哲学的慧命，他深入阐述了儒道佛三教哲学，并独立译述了康德（I. Kant）三大批判。

相反地，往往是历史社会总体、生活世界具有一股生发的动力，逐渐长出新的苗芽来，使得哲学有了反省的新素材，可以再诠释，并因之有新的建构。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发展，无疑的，这是一最为重要的里程碑。

相应于此，我们发现根本就不应问传统文化如何开出现代化，因为这根本就是一虚假问题。台湾虽为移民之地，但这三四百年来由于先圣先哲的努力，勤耕勤垦，台湾已然是一文化再育的母土。就这样，台湾原有的儒教文化也就提供了当代新儒家可以生长的土壤，植之、育之、长之、成之，终而开出璀璨的花朵。徐复观尝论及唐、牟二氏所做的是形而上学的思考，而他着重的是形而中的思考。

但无可怀疑的，公民社会的呼声、自由论述的讲求、社区意识的成长、终身学习的重视，已成了台湾最为正面的生长力量。权只有变，道才有统，识得道统，就能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。但这都仍只是奇迹，还没归于正常，因为台湾须要的是更为良善的公民社会，台湾须要的是更为合理的民主宪政。像林献堂之领导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，推动台湾议会政治。

代之而生的是，全面的解构、点滴的生长以及因之而生的多元的承认。另方面，当代新儒学理论的深化，通过了学校教育系统、民间讲学脉络，逐渐润泽了相关的文化教养层面。

台湾不只是遗民世界，台湾更是公民社会，更是民主宪政下的自由乐土。老实说，台湾光复，威权统治，国民党政权当然不是外来政权，但蒋氏政权的做法，对台湾更早的土生公民来说却充满着外来性，这是事实。

当时乡先辈领导台湾文化协会致力本土文化运动，这里所说的本土文化运动当然有别于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，而是道道地地的汉文化运动，而这运动大部分与儒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当然，那些被视为恒定不变的实体，也渐转而为大家公认的共名，并且得接受新的时代的考验。台湾，《汉书》上她叫东鳀、大宛，《三国志》上她叫夷州，《隋书》上她叫琉求，葡萄牙人叫她福尔摹沙(FORMOSA)。儒学传统虽在学院渐趋薄弱，但走入民间的读经运动、讲学运动，伴随着公民意识的发展、民间书院的成长、社区大学的潮流，广义的儒、道、佛三教在社会历史总体里却起着正面的调节性、生长性的力量。这几十年来，台湾不只缔造了经济奇迹，也缔造了民主的奇迹。后来汉人唤她叫台员，现在称做台湾也已几百年了。

这样的气氛冲击到全世界的哲学发展，世界观的纷歧、方法论的杂多、价值的紊乱，而这通通被视之为多元，虽然努力的要去着寻共识，但却难之又难。有了民主宪政，有了公民社会，台湾才能真正的做为华夏文明发展的楷模，台湾才能在华夏历史的发展辩证过程里，作为自己的主人。

就在这过程中，已悄然迈向了后新儒学的可能，这里隐含着转折、回返，也有着批判、继承与发展。这一方面是他们所做的仍属舶来品多，真切面对本土生活世界的哲学建构可以说还没出现，或者说仍正在胎动中。

我们当该将牟先生在形而上的居宅中，结穴成丹的圆善再度入于干元性海，即用显体，承体达用，让他入于历史社会总体的生活世界之中，深耕易耨，发荣滋长，以一本体发生学的思考，正视理论是实践的理论，实践是理论的实践，两端而一致的辩证开启，重开儒学的社会实践之门。同样是自家人，却一定分个彼此，明明是本土语言，是中原古音，却被贬成蛮荒的方言，这自家人搞的外来性，当然比起外人的外来性，更令人刻骨铭心。

这样的下开即是良知的自我坎陷之转出，这是一辩证的转折而开，这却是近于费希特（J.G. Fichte），而遥遥指向黑格尔（G.W.F. Hegel）。一、原始儒家、新儒家、当代新儒家：皆儒家也 当代新儒家(New-Confucianism)这个词，一般说来，它有别于新儒家(Neo-Confucianism)，也有别于儒家(Confucianism)。这也就是说，台湾地区的现代化与西方原发型的现代化的发生的次序并不相同，因为它是经由学习的次序而来的。再说，像民间结社，诗词往来，更见遗民故国之思，像闻名全台的栎社，背后的精神不能不说是儒教的精神，林痴仙的汉诗充满着兴观群怨的诗经风韵。

郑成功(延平郡王)英年而逝，何等遗憾。钱穆之为当代新儒家，当是不争之事实，近人或有议论，甚至极力撇清者，竟为无碍，其所为亦只是风吹水上鳞而已。

但他却居于无执的存有论所成的纯智所思的安宅，指点人间善恶，规范那执的存有论。现实失败了，理想却是成功了。

首先，指出原始儒家、新儒家与当代新儒家皆有其恒定不变的道德实践要求，他们都是儒家。就当代新儒家所做的儒学三期说来分，在时段来说，有原始儒家、新儒家以及当代新儒家。

转折，不再只停留于主体式的转折，而应通解而化之，由主体性转折为意向性，再由意向性开启活生生的实存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里的在地居民已成了土生公民，这块土地可已经是渊源流长文明开化的华夏道统之地。当然，所谓的圆教与圆善就是在这诡谲的辩证销融下完成的。我们可以说，一方面俗民社会的儒教土壤提供了让理论深化生长的可能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钱穆，与其说他是一位著作宏富的史学家，毋宁说他是一位儒者，他曾与唐君毅一起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，地坼天崩、国族危亡之际，他讲习经典，研究古学，他挽起中国文化的大纛，承继往圣先哲的文化慧命。这几百年来，台湾忍受了多少的磨难，但这磨难是有天命的，这天命就是保台湾以存中华文化道统，我们做华夏之遗民，承续着儒道佛的文化道统，勤耕着华夏文化之心田，我们在心上用功夫，我们在性上得收获。

它是在多元文化交会过程的学习中习得的，当代新儒家所参与的理论诠释，当然也起了一调节性的功能。这样的一个系络，已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想流派，它被归属到新传统主义，也有说是文化的保守主义，或直称之为当代新儒家。

应该正视的是，早从80年代末期，伴随台湾政权的自由开放，大陆对西方哲学、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其它学术的翻译或著作已大量涌入台湾。原始儒家指的是先秦孔子、孟子、荀子的思想，新儒家则指的是宋明儒学，包括程朱学派、陆王学派，还有胡五峰、刘蕺山等构成的另一个流派。